1946年，为打破两岸隔阂并培养建设新台湾的专业人才，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精心挑选100名年轻学子赴大陆学习，史称“台湾公费生”。公费生群体在大陆接受学生运动洗礼后思想普遍发生了改变。他们利用暑假返台巡回演讲，宣讲大陆形势。1949年后，公费生政策无以为继，公费生或选择留在大陆或返回台湾。公费生群体一度成为沟通两岸的桥梁，两岸隔绝后也以各自的方式践行当初的使命。在岛内“文化台独”当道之际，公费生群体爱国爱乡之情以及为民族振兴而努力奋斗甚而献身的精神值得敬仰，这段历史也值得重新挖掘。

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当局为增强台湾学生对祖国的认同感、提升中华文化认识并培养建设人才，实施了鼓励并资助台湾学生赴大陆学习的政策。1946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选拔出首批赴大陆的台籍公费生。这批学生分散在大陆各高校，他们积极投身大陆高校爱国民主运动行列，并利用暑期返台组织巡回演讲，介绍大陆学运与时局，在当时的两岸沟通交流中起到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内战爆发，两岸陷入军事对峙，继而隔绝三十多年，这批一度穿梭于两岸的学生群体及其史事，逐渐被湮没在历史烟尘中。

光复初期，台湾民众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与祖国存在诸多隔阂，同时，台湾省教育系统面临着师资紧缺、课业停滞等困局。在去除殖民影响的文化重建中，人才建设尤为迫切重要。1946年6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在《台湾新生报》发布了“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公费生考选公告”，说明录取名额、报名资格、考试科目、待遇，以及公费生的义务等。可以说，公费生政策的实施，除了寄望提升台湾省学生受教育水平外，也蕴含了当局希望藉此消除两岸之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文化隔阂的良善初衷。

这一政策令台湾青年无比振奋，踊跃应考。7月9至12日举行了各科目考试，8月9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在《台湾新生报》刊载了录取名单公告，其中文科30人、法商科36人、理工科17人、医农科17人。经过三个月的培训，11月6日，教育处发布公告，确定公费生分发各校名单。11月18日，公费生成立同学会，发表《临别告同胞书》，作为长官公署有计划培养的建设人才，这批公费生肩负着“接受祖国文化，回台建设家园”的使命，成为彼时两岸高校沟通的桥梁。

1946年11月20日，公费生们分成北平队、上海队和厦门队，分别前往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及上海医学院就读。江浓作为同学会会长，不仅通过同学会联络彼此，还在收集各校公费生情况后，不定期刻印简刊，以传送各校讯息。因此，公费生们虽分散于天南地北，但彼此之间依然保持着信息共享。

1946年底的大陆，正值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前夕，军费激增导致财政崩溃，物价飞涨造成民生困顿，社会矛盾尖锐化，学生运动随之勃发。1946年“沈崇事件”触发全国性抗议美军暴行浪潮，就读各校的台籍公费生亦参与其中走上街头，例如北京大学的廖天朗、复旦大学的陈伯熙、暨南大学的许孟雄、厦门大学的郑鸿池、浙江大学的洪瑶楹等。美军的暴行与国民党当局的软弱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不仅深化了公费生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动摇了公费生对国民党当局的认知，成为公费生政治觉醒的契机。1947年，台湾岛内爆发“二二八事件”，公费生得到消息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北大的杨威理和其他公费生到美国领事馆查阅香港报纸和外国新闻，暨南大学的徐萌山以暨大台湾同学会主席名义写布告说明“二二八事件”真相，浙江大学的洪瑶楹和其他几名公费生在浙大校本部墙报栏黏贴有关“二二八事件”的油印材料，公费生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宣传和努力，引起各校进步学生的注意。他们开始接触公费生，邀请他们参加读书会，向他们传播进步思想。“二二八事件”让公费生更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加上与进步学生接触受到进步思想熏陶，他们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本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随着国共内战加剧，社会经济持续动荡，全国性通货膨胀严重冲击民生，学生学业难以为继，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16校5000余学生集结南京，遭宪警镇压致重伤19人，逮捕28人，触发全国60余城罢课游行。“五二〇”运动明确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公费生踊跃参与，甚至成为骨干，如暨南大学的杜长庚作为学生运动主席团成员之一，与罗美行、张璧坤和刘碧堂等同校公费生在运动中担任纠察员。台籍公费生在“五二〇”运动中的角色，已从沈崇事件中的“参与者”升级为“骨干力量”，作为国民党“祖国化”政策的培养对象，公费生至此完成其从“政策受惠者”到“体制批判者”的身份转变。

1947年暑假，在身为台湾旅沪同乡会理事长的中共台湾省委上海联络站站长李伟光的建议下，江浓和杜长庚决定以新文化运动委员会的名义回台做宣传工作。演讲团由杜长庚任团长，江浓实际指挥，成员包括徐萌山（许孟雄）、郑鸿池、孙荣华、李天赠等九人。公费生取得了台湾地下党的同意和帮助以及“台湾省教育工会”的合法支持，持有教育会长游弥坚和《新生报》社长李万居先生的介绍信，又得到著名爱国企业家刘明先生两万元捐助。演讲团行程从台南县新营开始，一路北上到嘉义、彰化、台中，再南下到斗六、台南市、高雄市、凤山、屏东、东港等地，介绍大陆学生运动的情况与前景，宣扬爱国民主学生运动。

就总体而言，巡回演讲活动是成功的，许多地方散会后有民众找公费生细问大陆情况。例如，当时听了演讲的张克辉由此萌生到大陆求学的念头，随后报考了1948年的升学内地考试，成功进入厦大就读。当时郑鸿池已是厦大地下党总支部的负责人之一，在郑鸿池的介绍下，张克辉亦加入地下党，并随着国共战事扩及南方而成为福建游击队的一员。

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和战场形势逆转，国民党败局已定，公费生去留问题提上日程。台湾省政府规划将其转入台湾大学完成学业，公费生面临留下或返台的选择，在读公费生部分选择放弃公费资助留在大陆，部分选择返回台湾。选择留在大陆的公费生，参与建设新中国，他们中的部分人成为各自领域的精英，为新中国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公费生中返回台湾却牺牲在白色恐怖年代的进步青年，几乎从没进入大众的视野；留在大陆建设新中国的公费生，也因年岁老去已大多离开人世。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之际，公费生群体爱国爱乡的历史，值得再挖掘学习，也让今天身处“人工独”环境的岛内年轻学子，有机会体认80年前这群同样年轻的台湾学子的爱国爱乡之心，感知两岸的命运与共，反思今天“台独”的荒谬不可行。